编者按：“垮掉的一代”之父凯鲁亚克（JackKerouac，1922－1969）一生写了18部小说，其中包括声名最盛的嬉皮士“生活教科书”《在路上》。其实，凯鲁亚克还记了数量相当巨大的日记，他14岁（1936年）就开始记日记，直到47岁上去世，一生中所记的日记多达两百多本。凯鲁亚克死后，这些日记一直由其夫人保存在凯鲁亚克的出生地马萨诸塞州洛威尔市的一个地下室里，依照其夫人的意思，这批日记在她死后方可发表。1990年她去世之后，有关人员对日记进行了整理，今年近期的《纽约客》杂志摘编了凯鲁亚克1948年至1950年的部分日记，这是他的日记首次公开发表。1948年，凯鲁亚克26岁，刚结束了一次全国旅行后返回纽约，1950年，他的第一部小说《小镇与城市》出版。从下面摘译的日记之中我们可以看到，凯鲁亚克此时已经开始其代表作《在路上》的构思。我们还可以看到凯鲁亚克对同为“垮掉的一代”作家艾伦·金斯堡和威廉·S·巴勒斯等人的批评以及他对迟迟不肯承认他的编辑大人和评论家们的不满等。
今天全面地阅读了自己的小说（按指《小镇与城市》），我明白，这部小说已接近完成，可是，我的主张究竟是什么呢？应当说，它是对我自己的总结，行文所至，莫非如此。小说中所表达的也就是我自己本人的东西——有时心情欢悦，充满柔情，有时却情绪黯淡，充满厌憎之意。
写了2500字，直到凌晨4点艾伦·金斯堡来访。他告诉我他快要疯了，但是一旦这种疯病治愈，他就能与人进行完全、畅快、自然的交流，其交流程度之深是其他任何人都没法做到的。他还向我描述他的恐怖。看起来，他快到在我的屋子里大发雷霆的边缘。等到他安静下来，我念给他我小说的一段。他斜着眼宣称，我的小说“比麦尔维尔的小说还伟大，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一部伟大的美国小说”。他说的话我一个字也不相信。
总有一天，我会取下自己的面具，并且告诉世人艾伦·金斯堡的一切及其“真实”的本来面目。对我而言，他跟其他人没有什么两样。我觉得，这使他智穷计尽。我怎样才能帮助一个一会儿是魔鬼一会儿又是上帝的人呢？
到了纽约，和一个姑娘通宵争论。金斯堡疯了，他求我打他——我已经受够了，因为如果他每周不去精神病院看一次的话，金斯堡就很难保持心智正常。他要知道究竟我背着他干了些“别的什么”。我告诉他我确实在潜意识里有一种打他的欲望，但我没有打他，对于这一点，他以后会高兴的。
自从和爱蒂（按指爱蒂·帕珂，凯鲁亚克的第一个妻子）打架、和卢西安（按指卢西安·卡尔）一块爬树的那些日子开始，我再也不做那种傻事了。但是金斯堡之流设想没有其他人看到过他们灾难性的情绪爆发的样子，还试图将其强加给别人。我变成了一个说谎者、一个见风使舵的懦夫，因为我假装是这些人——金斯堡、乔（按指乔·布洛斯）、卡尔、巴勒斯，甚至卡默娄（按指戴维·卡默娄）的朋友。可是我一直都很清醒地知道，我们大家谁也不喜欢谁，并且不断地相互恶作剧。一个人必须知道自己的短处，要不然，他就永远不会真实。
这几个晚上疯狂、痛苦、孤独地想念一位女子……仍然继续我的工作。看见她们在外面走动，我简直要疯了。为什么一个想做大事而又孤独、穷困的男子不能找到一个能够给予他爱情和时间的女子呢？当年轻的姑娘们毫不在意地走过我的窗前，我就想，像我这样健康、性感、对漂亮姑娘有着无穷欲望的人，现在为什么不能和她们中的某个人恋爱、亲热呢。——见鬼！这只不过是胡思乱想罢了。这种经验令我更加痛苦，老天爷作证！
今天的垒球平均打了350分。
在哈莱姆区艾伦和拉塞尔·都金的住处参加了一个盛大的聚会。有整整三天，我没吃过任何东西，也没怎么睡过觉，只是一个劲地喝酒，倦眼迷离而又烦躁不安。附近有一个活泼可爱的姑娘，她刚二十出头，红头发，爱激动，但是个性冷淡的姑娘（我从别人那儿听说）。我冒着炎热走了3．5英里的路，走到她所住的“流线型的意大利式公寓”。我躺在公寓的地板上，恍惚地望着上面，好像我以前就已经感觉到了这一切。这里面有苦难，有人们美丽的外表下面藏着的丑陋。另外，汉克（按指赫伯特·汉克）告诉过我，他在底特律看到过爱蒂，他告诉她我依然爱她。我真的还爱爱蒂吗？今晚我想是的。在我的幻想曲之中，既没有海洋之光，也没有鼓点，只有寒风吹过厨房的窗户，在10月的清晨。
巴贝·露丝昨天死了。我问自己：“巴贝·露丝的父亲在哪里？”谁生下了这个班扬，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在哪儿，他会怎么想，这些都没有人知道。这是一个美国秘密。
我告诉母亲她应当来南方和家人团聚，而不是整日在鞋厂做牛做马。苏联人给国家当奴隶，在这里，人们给金钱当奴隶。人们忙忙碌碌地做着毫无意义的工作，这样地日复一日。一大早，你就会看见他们在地铁里拼命咳嗽。他们把自己的生命浪费在诸如租借、芳香扑鼻的衣服、汽车、安全保障等东西之上。刚干完农活的农民看到商店里花哨的廉价小玩意，就会心里发痒，想买得不行。他们的行为就像这些农民。
我要把自己的生活变成一个牧场，在这个牧场之上，我将生长自己的粮食。当我的庄稼生长之时，我将坐在树下喝家酿的酒，写小说以修身，我将和我的孩子们尽情玩耍，对那些因汲汲于名利而咳嗽不止的可怜人，我要嗤之以鼻。另外，大家都知道，苏美两国将会打一些为其领导人撑场面的毁灭性战争，让俄国佬见鬼去吧！让美国佬见鬼去吧！让他们统统见鬼去！
我脑子中有了另外一篇小说——《在路上》——这个念头一直萦绕于心：两个小伙子搭便车去加州，为的是去找寻点什么，但是他们并没有真正找到，相反，他们在路上迷失了自我，于是他们重拾希望，去到别的地方继续找寻。
今天收到麦克米兰公司正式拒绝出版《小镇与城市》的明信片。每当这种事情发生的时候，我都会变得更加自信，也更加焦急。因为我知道，《小镇与城市》是一本以它自己的不熟练的方式表现的伟大的书，我打算自己去推销这本书。我已经作好了应付任何战斗的准备。即便我要为此奔走并在路途之中忍饥挨饿，我也不会放弃我能以这本书讨生活的看法。我确信，一旦这些出版商、评论家和编辑构成的反对我小说的大墙坍塌，人们肯定会喜欢这本书的。这些出版商、评论家和编辑是我的敌人，而不是我的书的“晦涩”和“贫乏”。
从纽约到新奥尔良，一路大雾。
我们要从纽约出发穿过隧道去新泽西——艾伦·金斯堡在那儿曾度过“泽西之夜”。在车上，我们非常高兴，不停地拍打着这辆崭新的哈得森轿车的仪表盘……一直向西。一路上，脑海里一直萦绕着一些不得不记住的事情。尼尔·卡萨迪（按：卡萨迪，1926－1968，丹佛牛仔，凯鲁亚克的好友，曾多次与凯鲁亚克周游全美，他也是金斯堡的同性爱朋友。卡萨迪是多部“垮掉的一代”小说包括《在路上》主要人物的原型）、我、娄内·亨得森一起谈论生活的价值。我学着用古人的腔调说话：“御彼新车，载驱载驰，美利坚，汝将夤夜何往？”我很少这样快活过。坐在娄内旁边真是一件甜蜜的事情。后座上艾尔和露达在亲热。尼尔一边驾着车，一边开着收音机，收音机里播放着节奏疯狂急速的即兴爵士乐。
尼尔在巴尔的摩郊外迷了路，他把车拐进一条窄得可笑的林间柏油路（他想抄近路）。“这看起来不像我们该走的路，”尼尔沮丧地说。这种话听起来非常好笑。快到弗吉尼亚的恩波利亚时，一个人疯狂地拦车，我们让他搭了便车。他说他是犹太人（赫伯特·戴蒙德），在全国跑来跑去，以敲犹太人家的门行乞为生。“我是一个犹太人，”尼尔叫了起来，“多有意思！”
到南卡罗来那时我开车，路很平，在夜晚中显得很黑（南方的阴郁在附近盈满，星光在远路之上闪烁）。到达阿拉巴马的莫比尔城时，我们开始从收音机里听到新奥尔良的信息，听着疯狂即兴爵士乐和野性的街头爵士乐，我们在车上兴奋得大叫起来。
“感受感受这些人的气息！”在阿尔及尔的加油站，去比尔·巴罗斯那儿之前，尼尔说。此时此刻，展现在眼前的正是我平素所梦萦魂牵的情景——弯弯曲曲的街道，棕榈树，向晚上密西西比河上巨大的云层，擦肩而过的姑娘，孩子，空气流盈，如同软软的手帕，又如芳香，人们和河流的气息。
上帝为我所爱。
蒙大拿见闻。从戈赫达琳纳到迈尔斯城。
我们的车在戈赫达琳纳河的河床上行驶，目的地是卡塔尔多。我看见一大片房子建在野性十足的山窝窝上。汽车慢慢爬升，积雪弥眼。公路下面的峡谷中有一个孤零零的小屋，灯光从小屋中透了出来。一辆小汽车上的两个小伙子为了躲避我们的车，几乎掉下去。
到了巴特，我到一个寄存处存了包。一个醉醺醺的印第安人要我和他一起喝酒，我小心地拒绝了。在附近有一定坡度的街上随便转了转（在零下天气的夜晚），我就发现，巴特的每个人都喝醉了。这是一个星期天的夜晚——我希望在我瞧个够之前，酒吧会一直开着。假如要关门的话，也会是在清晨。我进了一个大的老式酒吧，要了一大瓶啤酒，这儿有个赌场，里面简直乱得无法形容：成群闷闷不乐的印第安人（属于黑脚族）在屋角喝着红色威士忌酒；数以百计的各色人等在玩牌，一个年长的职业赌徒的一席话使我的心都碎了，因为他提到那么多我父亲的事情，他说我父亲个头很大，戴着绿色眼罩，手帕经常从后面的口袋里耷拉出来，衣衫褴褛，有一张布满痘痕的、天使般的脸。我父亲还患有哮喘病，因操劳过度而郁郁不乐。我直直地看着他，在我凝视他的时候，我对“在路上”的整个构思变了。
一个被有身份者叫做“约翰”、眯缝着眼的老头一直冷冷地玩牌，直到清晨。他从1880年开始就一直在蒙大拿的酒店里玩牌，在咳嗽、吸烟、喝酒中度过了无数个不眠之夜。啊，我亲爱的上帝。
巨木城。正午，我看见几个上了年纪的人坐在一个东倒西歪的小酒馆里（酒馆坐落在雪原之中）——他们正围坐在炉子边玩牌。一个只剩一只胳膊的、二十来岁的男孩坐在他们中间。多可怜！但他又是多么地漂亮！因为他不能正常地工作，必须永远和这种上了年纪的人坐在一起。他只能看着他的伙伴们在外面放牧、闹腾。但是蒙大拿的土地是多么地庇护着他啊！在这个世界的任何一个地方都找不到像独臂的他这样美貌的年轻男子。我将永远忘不了这个男孩。看起来，他自己也觉得在这儿是适得其所。
在比灵斯，我见到三个平生所见的最漂亮的姑娘，她们正在一个像是给中学生开的快餐店里吃东西，旁边坐着她们阴沉的男友们。
你可以有自己梦想的欢宴，而我宁愿和蒙大拿人一起欢宴。
像珀基普西这样的现代美国小城市的悲哀在于，它们没有一点大城市的“力量”，却有着所有的丑陋、卑琐。阴郁的街道，阴郁的生活。酒吧中成千上万的醉鬼。但是，克里奥弗斯却能出污泥而不染，克里奥弗斯是我这周碰到的一个黑人，一个诚实可靠的人。我现在明白，美国的未来存在于像克里奥弗斯这样的黑人之中……惟有这种从美国土地上生长出来的淳朴和自然的力量，才能挽救我们。
上周比尔、艾伦、汉克被捕，关进监狱——比尔因为在新奥尔良吸毒，其他的人是因为在纽约抢劫等罪行。
对我来说，是时候了，我要热情地投入到开始写作《在路上》的工作中，在我的生命之中，我第一次要开始新的生活。
我们全家（按：包括凯鲁亚克及其母亲、凯鲁亚克的妹妹宁及其丈夫保罗）打算年内搬到科罗拉多去。我打算在两年之内和一位年轻的女士结婚。我的目标是写作、挣钱，然后买一个大的小麦农场。
这是一个转折点，是我“青年”时代的结束和成人生活的开始。多么悲哀。
我在黑暗中行走，除了属于自己的疯狂的自我，没有人能够帮助我，我想与远在天国的陀斯妥耶夫斯基联系，还想问问老麦尔维尔，他是不是仍然那么沮丧，还有沃尔夫（按指托马斯·沃尔夫，1900－1938，美国著名写实主义作家和讽刺作家，对凯鲁亚克的小说影响甚巨），我要问问他为什么38岁就死去。我不想放弃，我发誓决不放弃。我将在叫喊和大笑中死去。
丹佛的垒球比所有这些苍白的玄想都棒。我已经看透了，这使我悲伤，在这种情绪支配之下，嫉妒之类的东西不会进入我的心灵。
不久前，我到机场给去纽约的鲍伯·纪洛克斯送完行之后，路上搭了便车回返，车子在黄昏巨大的苍茫原野中行驶，在这片充满悲伤的红色土地表面，机场只不过是一隅之地。我到了威尔顿，一个丹佛的黑人城镇。
和纪洛克斯在中央城的时候，我就明白，做一个已发表过作品的作家，将只不过是一件悲哀的事情——倒不是他有意让我看到这个。我知道他有多难过，我也知道，这个“世界”提供给我们的最好的、最高级的东西实际上是空虚、没有生命的。毕竟纪洛克斯是一个十足的、事务繁多的纽约人，一个35岁的成功者，一个著名的年轻编辑。我告诉他在真正的作家眼里“没有什么桂冠”，比如，诗人不能在世界性的名声、财富或者欢呼、尊敬之类的任何东西中找寻到他们所需的迷狂。但他入情入理地向我指出，真正的桂冠惟有在写作之时才能戴上。
但是那天晚上我的辉煌之梦破灭了，因为我明白“白人世界”所能提供给我的最好部分，对于我来讲也是不够的，没有足够的迷狂，没有足够的生命、快乐、刺激、音乐，没有足够的黑夜。
有人在小棚屋前卖放在纸箱里的热的红辣椒，我买了一些，在漆黑、神秘的街道上一边吃一边漫步。我希望自己是一个黑人，一个丹佛的墨西哥人，或者甚至是个日本人，只要不是个对自己的“白人世界”的最好的东西（包括我有着“白种人的野心”的所有生活）幻灭的白人就行。
我走过墨西哥人和黑人家门廊的暗色台阶，有人在轻柔地说话，偶尔有些神秘、性感的黑人姑娘的黝黑大腿闪过，一群黑人女子走过，其中一个年轻的姑娘离开她母亲样子的年长妇女，走过来向我打招呼：“你好，艾迪。”
可讨厌的是，我很清楚，我没那么幸运地成为那个艾迪——某个在这儿弄了这个黑人姑娘的白人小伙子，我仅仅是我自己。
我是如此地悲伤——在紫罗兰色的黑暗中游荡无依——我希望我能把自己交换到快乐、真实、充满迷狂的美国黑人世界。这里的一切使我想起了尼尔和娄内，他们在这附近度过了童年时代，我是多么地渴望自己变成一个艾迪、一个尼尔、一个爵士音乐家、一个黑人、一个建筑工人、一个垒球投手，在丹佛之夜的这些野性、黑暗、充满活力的街道上，我愿意是任何人，只要不是现在的我，如此苍白，如此忧郁，如此黯淡。
维尔顿镇正在进行一场大型的垒球比赛，比赛用的泛光灯很亮，几乎照亮了我们汽车的油箱。多么残酷，让我碰见这个——这让我怀想起在盖斯屋一块打球的伙伴们。每打一个球，这伙焦急的观众就会吼叫起来，这些奇特的、被视为英雄的年轻球员有白人，有黑人，有墨西哥人，也有印第安人，他们在打球时全带着一种严肃的表情，他们统一着装，但只是垒球业余爱好者。可我呢？大学时候的我有一种“白种人的野心”，所以，我不得不成为一名专业性的运动员。我真恨自己想到这样去做。在我的生活之中，我从来也没能在所有的家庭成员和邻居的姑娘们面前，以这种方式打过垒球，我没有那么单纯。我只能作为大学球队一员，在到体育馆观战的大学女生前面打球。我还得加入大学生联谊会，穿上运动夹克而不是牛仔裤和汗衫。
有些人老是希望自己的生活与目前的不同，惟有这样，他们才可以不断有新的希望，这也是我的生活理想。可是，我做了什么，使真实的、孩子气的、像这些人享尽人间欢乐的生活之门向我紧闭呢？是什么让我尽量与所有这些“不同”了呢？
现在已经太晚了。
我离开阒然无声的丹佛商业区的街道，要去考尔法克斯和百老汇大街附近乘坐电车，那儿有巨大的帝国大厦，它有着明亮的穹顶和茵茵的草坪。路上漆黑一团，我向我花了1000美元买下而没起到任何作用的房子走去，妹妹和外甥在家，他们正在铺着白色瓷砖的厨房里为金钱、工作、保险、安全之类的东西而犯愁。
人们对喊叫而不是对事实感兴趣，这就是为什么纯粹的自然主义表达不了生活。谁还需要多斯·帕索斯那样过时的照相机式的、忠实于客观的描述呢？每个人都愿意率性而行。因此作家必须忽略琐碎的细节，而让燃烧的灵魂的热量流泻于笔端，尽量率性而行。
小说家应当写理想的人吗？就像特里灵的《在旅途中间》那样？我很荣幸地观察到，特里灵戴上了最荒唐和最为非理性的面具。在金斯堡被大学开除、我被禁止出入哥伦比亚大学校园而混迹于社会之后，特里灵就拒绝在街上认我，并且是以一种非常滑稽可笑的方式。好像我突然得了麻风病，而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人文启蒙主义者，有义务治病救人，但又要与我这样的“病人”腐败流脓的疮口区保持一段“安全”的距离。我在街上热切地向他招手，但他匆匆走过，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但是终于有一天，我和他在一个药店里劈头碰见，当时我正在药店柜台后面拼命洗盘刷碗。他不知所措，勉强向我挤出一丝笑意，付了咖啡钱之后，他神速地把咖啡喝了下去，然后夺门而去。不幸门口有很多人，他没法走得很快。
我不能指望这样的人会帮我做什么。
12天之内我的《小镇与城市》就要发表了。书评也会陆续出来。我会阔起来吗？或者变得更穷？我会出名还是会被人们遗忘？我将以一种“淡泊的哲学”（这是一种把清贫思想和内在欢悦结合起来的东西，如同我1947年和1948年所做的那样）迎来这一切。
我3月的新计划：近期拿到钱之后，我将参加在Y处的晨光俱乐部，每天进行锻炼。另外，还要喝苦咖啡（不加牛奶和糖），在门框上做引体向上（因为上面没有真正的抓手的地方，我只能做10个、11个或者12个），少睡点觉。我最近变得太肥、太懒。是行动的时候了，是开始新生活、我的真正的生活的时候了。两星期之后我就28岁了。我准备把以前一天吃三顿饭改成只吃两顿饭。继续浪游，不再停留，不再悲伤，不再有形而上的畏惧！行动……速度……仁慈……行动起来！写真实的想法而不是无味的改编。我将在《在路上》中更多表达，更少记述。
不管干什么事情，你一定要对生活有信心。这也是为什么阴郁、循规蹈矩、理性至上的国务院外交官们不能为人类做任何事情的原因。如果生活的目标不是完美，那为什么还要过下去呢？
（TheNewYorker，June22＆29，1998）
《小镇与城市》封面
